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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2019年08月31日 20:03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作者:欧阳英 字号

内容摘要:相较于马克思所处资本主义时代,当代资本主义已发生了许多难以回避的重大变化,并且这些变化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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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相较于马克思所处资本主义时代,当代资本主义已发生了许多难以回避的重大变化,并且这些变化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有所反映。用唯物史观对当代资本主义加以批判性的反思,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认识选择。在唯物史观视阈下,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比较分析,从专业化分工、碎片化思维、符号消费、注重交往、追求承认等五个方面,批判性地反思与客观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与存在特点,以此加深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应有的理论担当与责任的理解。

  关键词:唯物史观;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长城学者资助计划”。

  作者简介:欧阳英(1964-),女,湖南武冈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想象”,“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因此,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与存在特点的理论研究,已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相较于马克思所处资本主义时代,当代资本主义已发生了许多人们难以回避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有所反映,也是人们无法回避的理论事实。恩格斯说:“黑格尔本身也是受自己这句名言支配的: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1]因此,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理论认识上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别,应充分看到时代内容的变化在其中发挥的重大影响力。我们应批判性地反思与客观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与存在特点,以此加深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应有的理论担当与责任的理解。

  一、从高兹的“专业化分工”看当代资本主义

  1970年代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在其重要论著《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中深刻分析了社会分工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发挥的重大影响力。高兹从哲学角度全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2],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成了一种强制性劳动,究其根源就在于,“这种强制劳动及其必要性是出于劳动的社会分工”[3]。高兹着重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专业化分工问题,认为,“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工作的分工、专业化和分离不是劳动在资本主义分工的先决条件,而是由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的技术强制所必需的。……工作的碎片化是劳动的技术分工的理性化的结果”[4]。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专业化门槛不断提高现象,高兹明确主张,在未来社会中,劳动应该被标准化,降低专业门槛,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共享。

  社会分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与恩格斯曾明确将社会分工提升到决定所有制发展阶段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与把握,因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5]。这样一来,经过他们的努力,人们清楚地看到,社会分工不仅是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更是关涉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人们观察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重要指标。由于密切关注社会分工,因此马克思还专门针对蒲鲁东分工理论错误加以剖析,这也使人们对其所处时代社会分工特点有了理解。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没有看到“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6],因此蒲鲁东也没有认识到社会分工的内容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工具的变化发生相应改变。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进而指出:“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7]由此可见,针对现代社会内部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其已经发展进入到与“特长和专业”联系在一起的阶段。在马克思时代,机器化大工业生产的兴起带来了新兴行业的爆发式增长。同时,新兴行业的增长又引发了行业细分的加剧,由此一来大批的社会劳动力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小农经济中自给自足的成员,而是纷纷加入到按职业进行分工的不同行业,成为各行各业的“职业人”。基于当时的社会分工主要以职业化为内容,所以,尽管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分工带来了“特长和专业”的产生,但他格外强调的是职业化带来的弊端,即产生了“职业的痴呆”。这也就是说,针对“职业人”,人们需要看到的是职业化所会带给他的狭隘性,即成为后来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受制于职业与专业发展的“单向度人”。

  高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以专业化为特点,而通过结合马克思关于“特长与专业”“职业的痴呆”的分析,则可以进一步看到,专业化分工的涌现表明社会生产劳动组织形式发生了以劳动力专业细分为特点的重大改变,反映出马克思曾经提到的“特长和专业”已被推上支配性地位,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主导力量[8]。在分工专业化的发展中,生产的精细化发展和分工的细化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从而使得劳动力的特长和专业不仅仅是职业要求,而且是进入某个职业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花费足够多的精力、时间与智慧,才能使自己成为进入某个职业的足够优秀的人才。由此一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专业化取代了职业化。而且,这种专业化分工也恰如高兹认为的那样成了“一切异化的根源”,因为一旦专业化成了劳动力价值评价的唯一标准,那么任何人就会在绝对的意义上受制于专业化门槛的束缚。

  二、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碎片化思维”看当代资本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世界里出现了冠名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冲破结构主义的束缚,极力推崇“碎片”(Fragment,亦译为片断),认为由于在传统的结构主义中过于关注结构以及建构,人们实际已将大量的不能包括在结构之中的东西遗忘掉,因此需要打破结构,从碎片中找回被人们遗忘掉的东西。由于碎片只有在解构中获得,所以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又与解构主义相联,它极力强调解构的意义,而不是建构的意义。从找寻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是“由大见小”的过程,解构主义则是“由小见大”的过程。通过解构,人们能够从碎片中实现“一叶知秋”。本雅明曾鲜明地提出,“建构的前提就是解构”[9]。

  恩格斯曾经深入分析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出现的原因。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传统的朴素辩证法具有不可回避的局限性,即它“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因此,“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10],这“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1]。应当说,恩格斯的上述分析有助于我们今天更深入地理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碎片化思维的本质。

  确切地说,“碎片”与恩格斯所说的“细节”相通,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碎片化思维关注的是总体结构被打碎后(即解构后)遗留下来的细节,这些细节与总体之间已不再简单的是部分与总体的关系,这些细节中的某些样本性碎片可能已蕴含着总体的全部信息,即它们可能本身就是总体全部信息的代表,只不过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体现为部分。但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碎片化思维也会因自身局限而陷入恩格斯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因为碎片永远无法取代总体,过分关注碎片,可能只会遭遇“一叶障目”。关于这一点,正如詹姆逊曾指出的,“在晚期垄断资本主义世界里,有许多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生存状态这种绝对主体化和碎片化的写照”[12],“然而如果我们不能生动地认知我们自己的历史状况,就算是文化和文化分析这样一个任务也会毫无结果:因为我们最没有资格声称说,我们不理解、我们认为那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无法知道自己住在洞穴中”[13]。

  三、从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看当代资本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鲍德里亚敏锐地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物的消费外,还存在一种新的消费形式,即符号消费。他认为,今天的社会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社会的标志,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用之物和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存在的物,而是作为符号而存在的物。尽管“物的最初状态是一种实用状态”,但“从结果上看它在多种因素下决定着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而且“除了作为实用状态的物的最初状态之外,就是这种具有根本性的符号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常常只不过是一种实际的保证(或者甚至是一种纯粹的、简单的合理化)”[14]。

  在马克思时代,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与物质的相对匮乏致使大众消费在表现为物的占有与使用的同时,还体现出受到物的限制与压抑,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进行着有节制的物的消费,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扩大化再生产。因此,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特点时,马克思着重强调了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之间的矛盾运动,并且主要围绕物质生产谈论消费问题。马克思认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15],而且其中生产创造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16],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因为消费不足带来的。也就是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众贫穷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却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7]。

  鲍德里亚在详细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他看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是发展符号形式的分析,就像政治经济学批判曾经着手分析商品形式一样”[18]。不过严格说来,鲍德里亚符号消费观念的提出并不是对马克思的物的消费观念的否定,而只是表明了一种新的消费形式的出现,并且这种消费形式同样能够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对于符号消费社会的意义,又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展开理解:第一,它的出现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力图利用符号重塑消费形象,以实现以消费促进生产发展的目的。与马克思所处资本主义时代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形成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格局,物的消费已不再是人的第一需求。因此,在此情况下,为了促进生产,就必须重新厘清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之间的矛盾关系,不再只是简单地强调生产的物质消费目的,而是需要提倡通过利用符号消费来促进生产的发展。为此,符号消费就可以从消费目的的意义上摆脱出来,而成为实现生产增长的重要手段。第二,除了具有文化特征之外,符号本身也具有经济特征,可以作为消费品来加以消费,因此,深入挖掘符号本身的经济价值,也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生产增长的重要手段。从根本上说,符号消费社会的出现,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也成了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提出异化概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对象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和人的异化等四种重要形式。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消费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简单的文化符号,而且这种文化符号能够起到异化人们行为与本质的作用,因而,虽然马克思揭示的劳动异化现象仍然存在,但同时出现了新的异化现象即消费异化现象。鲍德里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异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人与其消费对象的异化;第二,人与其消费过程的异化;第三,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由于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最为重要的活动,因此,劳动异化与消费异化是两个层次上的异化。尽管劳动异化更根本,但相较而言,人在消费异化中则显得更加具有自主性,因此,它的残酷性显得相对较弱。当然也正因如此,它的隐蔽危害性反而更大。关于这一点,鲍德里亚的阐释是准确的,即:“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19]。

  四、从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看当代资本主义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早期的“认知理论”转向了晚期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问世,促使交往问题以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全新方式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开始大量地使用交往概念,深入地分析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交往本质上首先是一种行动能力,而不是行为能力,而且只有当交往作为行动能力的时候,它才能够主动发挥能动作用,积极构建交往关系和交往关系结构。因此,在他那里,交往行动、交往关系与交往关系结构是分属三个层次,其中第一个层次是交往行动,第二个层次是交往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交往关系结构[20]。这三个层次之间是层级递进关系,其中交往行动最根本,它是交往关系与交往关系结构建立与发展的基础。但反过来说,后两者也会成为前者的活动背景,对于这一点,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行动状况构成了参与者生活世界的中心;行动状况具有一种运动的视野,因为它是通过生活世界的复杂性表现出来的。在一定方式下,生活世界,即交往参与者所属的生活世界,始终是现实的;但是只是交往世界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活动的背景”[21]。此外,哈贝马斯对于交往关系结构的关注主要体现为强调程序与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商谈性政治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一个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全体公民,而取决于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预设的建制化,以及建制化商议过程与非正式形成的公共舆论之间的共同作用。”[22]由此一来,通过研究交往,哈贝马斯最终主张建立商谈民主政治。其特点是,将规范性寓于民主过程之中,用法治来调和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平衡,将政治性意见和意见形成的过程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3]因此,在他们那里,交往的主要特点是受制于生产,其主要功能是为生产服务,其中心内涵是为了进行生产而从事的有目的的人际间活动,是人的社会性的重要体现。但是,在当代交往行动理论创始人哈贝马斯那里,交往并不是与生产相联的,它已经成为抽去目的与内容的形式上的行动本身,人们有时甚至可以直接进行为交往而交往的交往活动。哈贝马斯明确提出“交往生产力”概念,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交往本身就可以产生生产力,无须通过生产而产生出来。

  社会关系之所以呈现出层级关系结构,从本质上说并不是社会结构自身的演化结果,而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尚未达到足够高的水平,由此一来所提供的物质资源只会呈现出相对匮乏的局面,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保持高低有别的层级关系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人的社会性角度来看,交往行动无疑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但是,当由于物质的匮乏而需要保持层次关系结构时,交往行动实际是严重受限的,此时交往行动更多地发生在层级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交往行动是极少发生,乃至很难发生,这一点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指出的“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关系如何;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24]。简单地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揭示的阶级斗争就是层级间交往关系难以形成,层级关系固化与斗争白热化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25],因此,在他那里,劳动分工不仅是与生产力相联,而且还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它决定着阶级的产生,制约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五、从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看当代资本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提出了“为承认而斗争”这一著名口号。针对承认问题,人们一直强调这是关注主体间性的一种重要反映[26],但从深层次上看,这也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以追求他者承认为内容的新型社会价值观。

  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霍耐特专门提到其承认理论来自于黑格尔。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承认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受到重视。从马克思一直倡导评价尺度重要性的角度来看,承认问题是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中的一个基本问题[27]。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思想,是对承认问题加以重视的重要结果。在马克思所处资本主义时代中,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没有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因而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是肯定与承认劳动的价值与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价值,并由此揭示劳动中的承认关系被严重扭曲而造成的劳动异化这一基本事实。马克思认为尽管亚当·斯密也在谈论劳动及其价值,但只有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28]。而所谓的“人的自我确证”就是关于人的自我承认的另一种表述。因此,正是通过充分肯定劳动对于人的本质的确证意义(即承认意义),马克思正确确立了劳动与劳动者的价值。按照马克思的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自由本质已被全部否定,这样一来“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9]。由于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承认关系是严重扭曲的。也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表现出的就是劳动异化,也就是说,在这种劳动中劳动者既无法实现自我肯定,也不会感到幸福,甚至在肉体与精神上都备感难受,因此劳动者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只想逃避这种劳动。

  霍耐特建立承认理论的方式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承认问题上与马克思关注的内容之间有所差异。在马克思时代,承认问题主要涉及劳动以及劳动者被贬低、轻视与异化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承认问题主要涉及带给人们的心理疾病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承认问题是与劳动与劳动者相联;而经过霍耐特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承认问题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任何人都会面临由于承认问题带来的心理困惑与焦虑。当霍耐特强调为追求他者的承认而斗争时,是在讲发生在主体间的承认,因而这种承认预设的前提是任何个体的存在都离不开他者以及他者的承认,由此一来追求承认表明的就是一种新型社会价值观,其内容是明确的,即追求他者的承认与认同。这表明以不承认与不认同他者为内容的歧视已经充斥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伦·朗格曼曾强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圈内之人”与“圈外之人”是身份认同最为明显的区分界限,为此大量的人挣扎于身份受到排挤的社会环境之中[30]。

  六、结语

  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发展力量之一”[31],因此,社会分工的重要性还可以提高到决定历史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由此一来,从唯物史观视域出发,针对专业化分工、碎片化思维、符号消费、注重交往、追求承认五个方面,又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区别对待,应当从中找出专业化分工所发挥的核心性作用。经过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四点:第一,碎片化思维是对在专业化分工下每个个人只可能把握到与自己直接相关的碎片的一种认识论上的被动性选择,用詹姆逊的话来说,人们“都被封锁在他或她自己的私自语言中、囚禁在那些拥挤的单子行列中,而这些正是内在于我们体系中的社会碎片化的结果”[32];第二,符号消费是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生产力巨大发展的重要结果,这正像鲍德里亚所强调的,“消费世纪既然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生产力的进程的历史结果,那么它也是彻底异化的世界”[33];第三,注重交往是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导致社会关系区隔化带来的新的人际关系需求。德勒兹曾阐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正在经历“区隔化”“解区隔化”与“再区隔化”的发展过程[34],而注重交往就是力求实现“解区隔化”的过程,在此人们可能难逃在“解区隔化”之后又被“再区隔化”的困境,因为在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区隔化”已成为社会关系的根本形态;第四,承认问题的脱颖而出是专业化分工区隔了每个个人的劳动及其成果带来的新型社会价值观,用霍耐特的话说即是,“个体不再把他们与社会标准一致而取得的成就和因此而受到的尊重归因于整个集体,相反,他们可能肯定地将它们归因于他们自己”[35]。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诞生算起,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已有17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时代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而思想的变化又是时代变化的反映。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思想差异的比较分析,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思想的变化,更是时代的变化。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不断深入地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与存在特点的基础上,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与推进。在此情况下,批判性地反思与客观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与存在特点,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无法回避的理论担当与责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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