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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鹏:改革开放40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特点和逻辑进路 基于历次党代会报告的分析
2019年08月29日 09:50 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年04期 作者:任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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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发展与深化, 经历了初步探索、调整发展、稳步推进和全面深化四个阶段, 这一领域的改革方向集中反映于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之中, 充分体现了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关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呈现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作用的理论逻辑、内生动力与外部环境相结合的现实逻辑、问题解决与目标实现相统一的实践逻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继续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要坚持党的领导的改革主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立场, 坚持一元多向、多点突破的改革路径, 坚持以民主理想、利益预期和危机意识为主导的合力推动,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关键词: 改革开放; 政治体制改革; 新时代; 逻辑进路; 经验;

  作者简介: 任鹏, 法学博士,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政治体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得以运行和发挥功能的体制安排, 包括政治制度运行的组成体系、功能结构、工作机制和程序安排。政治体制是对政治制度组成体系、功能结构、工作机制和程序安排的系统性调整, 是在现实社会不断发展的客观环境下开展的自觉的政治性活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40年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得以发展完善, 国家政治运行日益规范化、法治化、民主化, 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 结合历次党代会报告作出的重大研判, 充分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探索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逻辑理路, 总结基本规律和策略经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特点

  1.初步探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三方面的拨乱反正, 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对内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开始了相应的探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四大, 这一阶段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 它经历了一个从构想到实践、从局部到全局的发展过程, 主要表现出以下四大特点。

  第一, 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 着眼于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政治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对内改革的关键所在, 但党中央并没有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而是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中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并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保障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全会指出, 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 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 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 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在战略构想的层面开始起步。随后, 农业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人民公社得以废除, 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层面也得到了初步发展。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进程中, 邓小平也多次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出发, 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1986年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1987年党的十三大直接指出, 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 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二, 改革内容上坚持问题导向优先。在政治体制改革初步探索时期, 主要回应的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民主法治冲击, 因此充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破解原有政治体制的运行弊端, 是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在近15年的初步探索中, 党中央针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方案, 并对存在严重问题的领域进行大胆突破, 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 特别是在干部队伍建设、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工作方法这三个方面。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 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任期作出调整, 实现干部队伍的优化。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指出在组织上, “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2], 特别提出了要有步骤地和稳定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讲话实际上开启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随后, 历届党代会均对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作出部署和安排。党的十二大强调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 不设中央主席和地方各级党委第一书记, 建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性机构。党的十三大更加突出法治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重要性, 指出要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 探索实行党政分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初步构想, 要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自此, 党政不分的现象被打破, 党的领导能力日益凸显, 行政部门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行政效率与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行政工作方法方面, 更加强调民主集中制。党的十二大提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 党的十三大提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 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而去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 这实际上也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改革之路。

  第三, 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探索性、风险性和奠基性。改革具有探索性, 主要是在没有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的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 渐进地以问题为导向探索改革的可行路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重点强调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 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构想;党的十二大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 将民主法治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二届六中全会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其设想和内容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 政治体制改革有了系统的整体规划;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 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可见, 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不断探索中得以发展的, 呈现出由构想到实践、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特点。改革具有风险性, 主要是指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受到各种政治思潮的影响。一部分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必须停止改革, 回到原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运行模式, 倡导议会民主、宪政民主, 主张走资本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邓小平首先对第一种思潮进行回应, 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 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160。党的十三大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自我调整, “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改革具有奠基性, 是指这一阶段的改革为后续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方向指导, 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后,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进入有目标、有步骤的全面配套改革阶段。

  第四, 改革趋向于推动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推进民主法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党的十三大将民主和法治同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 指出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一时期的党中央保持着政治上的绝对清醒, 不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 我国着力推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建设, 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地位, 为民主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作者简介

姓名:任鹏 工作单位: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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